诗风呈现冷艳奇险的诗人是谁(韩愈的哪首诗能惊天？)



诗风呈现冷艳奇险的诗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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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贺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

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

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雁门太守行”系乐府旧题。李贺生活的时代藩镇叛乱此伏彼起，发生过重大的战争。如史载，元和四年（809），王承宗的叛军攻打易州和定州，爱国将领李光颜曾率兵驰救。元和九年，他身先士卒，突出、冲击吴元济叛军的包围，杀得敌人人仰马翻，狼狈逃窜。

从有关《雁门太守行》这首诗的一些传说和材料记载推测，可能是写平定藩镇叛乱的战争。

诗共八句，前四句写日落前的情景。首句既是写景，也是写事，成功地渲染了敌军兵临城下的紧张气氛和危急形势。“黑云压城城欲摧”，一个“压”字，把敌军人马众多，来势凶猛，以及交战双方力量悬殊、守军将士处境艰难等等，淋漓尽致地揭示出来。次句写城内的守军，以与城外的敌军相对比，忽然，风云变幻，一缕日光从云缝里透射下来，映照在守城将士的甲衣上，只见金光闪闪，耀人眼目。此刻他们正披坚执锐，严阵以待。这里借日光来显示守军的阵营和士气，情景相生，奇妙无比。据说王安石曾批评这句说：“方黑云压城，岂有向日之甲光？”杨慎声称自己确乎见到此类景象，指责王安石说：“宋老头巾不知诗。”（《升庵诗话》）其实艺术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不能等同起来，敌军围城，未必有黑云出现；守军列阵，也未必就有日光前来映照助威，诗中的黑云和日光，是诗人用来造境造意的手段。三、四句分别从听觉和视觉两方面铺写阴寒惨切的战地气氛。时值深秋，万木摇落，在一片死寂之中，那角声呜呜咽咽地鸣响起来。显然，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正在进行。“角声满地”，勾画出战争的规模。敌军依仗人多势众，鼓噪而前，步步紧逼。守军并不因势孤力弱而怯阵，在号角声的鼓舞下，他们士气高昂，奋力反击。战斗从白昼持续到黄昏。诗人没有直接描写车毂交错、短兵相接的激烈场面，只对双方收兵后战场上的景象作了粗略的然而极富表现力的点染：鏖战从白天进行到夜晚，晚霞映照着战场，那大块大块的胭脂般鲜红的血迹，透过夜雾凝结在大地上呈现出一片紫色。这种黯然凝重的氛围，衬托出战地的悲壮场面，暗示攻守双方都有大量伤亡，守城将士依然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下面写友军的援救作了必要的铺垫。

后四句写驰援部队的活动。“半卷红旗临易水”，“半卷”二字含义极为丰富。黑夜行军，偃旗息鼓，为的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临易水”既表明交战的地点，又暗示将士们具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那样一种壮怀激烈的豪情。接着描写苦战的场面：驰援部队一迫近敌军的营垒，便击鼓助威，投入战斗。无奈夜寒霜重，连战鼓也擂不响。面对重重困难，将士们毫不气馁。“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黄金台是战国时燕昭王在易水东南修筑的，传说他曾把大量黄金放在台上，表示不惜以重金招揽天下士。诗人引用这个故事，写出将士们报效朝廷的决心。

一般说来，写悲壮惨烈的战斗场面不宜使用表现秾艳色彩的词语，而李贺这首诗几乎句句都有鲜明的色彩，其中如金色、胭脂色和紫红色，非但鲜明，而且秾艳，它们和黑色、秋色、玉白色等等交织在一起，构成色彩斑斓的画面。诗人就象一个高明的画家，特别善于着色，以色示物，以色感人，不只勾勒轮廓而已。他写诗，绝少运用白描手法，总是借助想象给事物涂上各种各样新奇浓重的色彩，有效地显示了它们的多层次性。有时为了使画面变得更加鲜明，他还把一些性质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事物揉合在一起，让它们并行错出，形成强烈的对比。例如用压城的黑云暗喻敌军气焰嚣张，借向日之甲光显示守城将士雄姿英发，两相比照，色彩鲜明，爱憎分明。李贺的诗篇不只奇诡，亦且妥帖。奇诡而又妥帖，是他诗歌创作的基本特色。这首诗，用秾艳斑驳的色彩描绘悲壮惨烈的战斗场面，可算是奇诡的了；而这种色彩斑斓的奇异画面却准确地表现了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边塞风光和瞬息变幻的战争风云，又显得很妥帖。惟其奇诡，愈觉新颖；惟其妥贴，则倍感真切；奇诡而又妥帖，从而构成浑融蕴藉富有情思的意境。这是李贺创作诗歌的绝招，他的可贵之处，也是他的难学之处。

韩愈的哪首诗能惊天？

“韩孟诗派”是中唐的一个诗歌创作流派，以韩愈为领袖，包括孟郊、李贺、卢仝、马异、刘叉。

“韩孟诗派”是中唐的一个诗歌创作流派，以韩愈为领袖，包括孟郊、贾岛、李贺、卢仝、刘叉等。他们主张“不平则鸣”，苦吟以抒愤，并互相切磋酬唱。

他们“以丑为美”，以震荡光怪为美，以瘁索枯槁为美，以五彩斑斓为美。表现出重主观心理、尚奇险怪异的创作倾向。诗歌形成一种奇崛硬险的风格。他们在艺术上力求避熟就生，标新立异，力矫大历诗风的平弱纤巧。这种诗歌的新的追求与新的变化，积极推动了盛唐以后诗歌艺术境界的开拓。

韩孟诗派的诗歌主张：

1.倡导“不平则鸣”，透过个人的不幸命运来反映社会问题，针砭政治弊端，通过苦吟来抒发自己的愤怒之情，并互相切磋酬唱。

2.以怪为美，以丑为美，在创作上更重视主观，奇怪，形成奇崛险怪的风格。韩愈奇而雄，孟郊奇而古，贾岛奇而清，卢仝奇而怪。

3.在艺术上力求避熟就生，标新立异，力矫大历诗风的平弱纤巧。

4.突破传统诗教，转向重诗的抒情特质、重创作主体内心的展露和艺术创造力的发挥。

韩孟诗派指的是哪两位诗人

我认为韩愈的这首诗能惊天。

《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释义：京城大道上空丝雨纷纷，它像酥油般细密而滋润，远望草色依稀连成一片，近看时却显得稀疏零星。这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远胜过绿柳满城的春末。

韩愈诗歌特色：　人们常以“奇崛险怪“来评价韩愈及其周围诗人的诗风。

韩愈简介：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自称昌黎韩愈，所以后人又称他为韩昌黎。贞元八年（792）中进士后，过了四年才被宣武节度使任命为观察推官，贞元十八年（802）授四门博士，历迁监察御史，因上书言关中灾情被贬为阳山（今属广东）县令，元和初任江陵府法曹参军，国子监博士，后随宰相裴度平淮西之乱，迁刑部侍郎，又因上表谏宪宗迎佛骨被贬潮州刺史，穆宗时，任国子监祭酒，兵部、吏部侍郎等。有《昌黎先生集》。

在中唐，韩愈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文学家。一方面他有大量杰出的诗文作品，另一方面，他作为文坛诗坛的领袖，广交文友，提携奖掖，不遗余力，在他周围聚集了不少志趣相投，风格相近的文人。他不仅大力称赞比他年长的孟郊，还奖拔比他年轻的贾岛，又鼓励李贺这位天才诗人，并为他因避父讳而不得参加科举而大声疾呼；此外，他还与皇甫湜、卢仝、樊宗师、刘叉、李翱等有密切交往。这样，他与他周围的这些文人便形成了一个文学集团，并以他本人为主将，掀起了一个很有影响的新诗潮。

韩愈诗歌的特点之一，用晚唐诗论家司空图的话说，就是“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奋腾于天地之间”（《题柳柳州集后》），简单地说，就是以气势见长。大历、贞元以来，诗人局限于抒写个人狭小的伤感与惆怅，他们笔下的自然景物也多染上了这种情感色彩；他们观察细致、体验入微，但想象力不足，气势单薄。而韩愈的诗则以宏大的气魄、丰富的想象，改变了诗坛上的这种纤巧卑弱现象。他的诗大都气势磅礴，如《南山诗》扫描终南山的全貌，春夏秋冬、外势内景，连用五十一个“或”字，把终南山写得奇伟雄壮，气象万千。《卢郎中云夫寄示送盘谷子诗两章歌以和之》中有四句写瀑布：

是时新晴天井溢，谁把长剑倚太行。冲风吹破落天外，飞雨白日洒洛阳。

把一处瀑布想象得如横空出世，颇有李白《望庐山瀑布》的意味，而力度则有以过之。又如《忽忽》写对于人生幻变的感受，“安得长翮大翼如云生我身，乘风振奋出六合”，竟然也把这种平常流于哀愁的情绪写得雄壮悲怆。《陆浑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韵》描绘一场山火：

……天跳地踔颠乾坤，赫赫上照穷崖垠，截然高周烧四垣，神焦鬼烂无逃门。三光驰隳不复暾，虎熊麋猪逮猴猿，水龙鼍龟鱼与鼋，鸦鸱雕鹰雉鹄鹍，燖炰煨爊孰飞奔，祝融告休酌卑尊。……

写得奇奇怪怪，气势逼人。韩愈在写诗时，有意采用了汉赋的铺陈手法，博喻的排比句式和游仙诗的超越现实的想象，在诗中烘托出一种浓烈的气氛和强大的力度。

韩愈诗歌的特点之二，是有意避开前代的烂熟套数，语言和意象力求奇特、新颖，甚至不避生涩拗口、突兀怪诞。如《永贞行》中“狐鸣枭噪”、“晹睒跳踉”、“火齐磊落”、“盅虫群飞”、“雄虺毒螫”《送无本师归范阳》中“众鬼囚大幽”、“鲸鹏相摩窣”、“奸穷怪变得”这一类描写，以及“夬夬”、“訚訚”、“兀兀”、“喁喁”等叠字，都有些匪夷所思，光怪陆离；过去人们认为可怖的（如“鬼”、“妖”、“阴风”、“毒螫”）、丑陋的（如腹疼肚泄、打呼噜、牙齿脱落）、惨淡的（如荒蛮、死亡、黑暗）事物和景象，在韩愈手里都成了诗的素材，甚至主要以这一类素材构造诗的意境，这无疑引起了诗歌的变革。

韩愈诗歌的特点之三，是把过去逐渐变得规范整齐、追求节奏和谐、句式工稳的诗歌外在形式加以破坏，使之松动变形。他常常把散文、骈赋的句法引进诗歌，使诗句可长可短、跌宕跳跃、变化多端。像《忽忽》采用十一、六、十一、七、三、七、七的句式，开头就是一句“忽忽乎余未知生之为乐也，愿脱去而无因”完全是散文的句法，却又给人以一声发自肺腑的叹息似的震撼。又如《南山诗》连用五十多个“或”和“若”，如“或连若相从，或蹙若相斗，或妥若弭伏，或竦若惊雊”，在五言古诗中开创了赋体式的长篇排比句法，构成满目琳琅、多姿多彩的风景图。再如《寄卢仝》、《谁氏子》等，则大量在诗句中羼用散文的虚词，如“破屋数间而已矣”、“忽此来告良有以”、“放纵是谁之过欤”、“不从而诛未晚耳”等等，使诗的平稳和谐节奏与意脉发生了曲折变化，令人感到惊讶、陌生，也令人感到新奇而注目。

对韩诗历来也有不同评价，贬斥者说它“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冷斋夜话》引沈括语），赞扬者说它“曲尽其妙”（欧阳修《六一诗话》），都有各自的道理。公正地说，韩愈无疑是唐代、也是中国古代一个有独特风格的大诗人。他以宏大的气势、丰富的想象、新颖的语言所写的诗歌，表现了一种过去从未曾有过的风格，虽然他着意求变，翻新出奇，但绝不是一味地在语言形式上下功夫，而是既有新的意象、新的形式，又有独特的个性与深入的体验熔铸在其中，所以他的诗常常很有韵味，也很传神，像《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写寺院壁画：

光华闪壁见神鬼，赫赫炎官张火伞。然云烧树火实骈，金乌下啄赪虬卵。魂翻眼倒忘处所，赤气冲融无间断。有如流传上古时，九轮照烛乾坤旱。

……

虽然写来奇奇怪怪，但也确实传达了壁画惊天地动鬼神的气势，呈露了诗人在壁画前心灵所受到的强烈震撼。又如著名的《山石》一诗，采用一般山水游记散文的叙述顺序，从行至山寺、山寺所见、夜看壁画、铺床吃饭、夜卧所闻、夜卧所见、清晨离寺一直写到下山所见，娓娓道来，让人如历其境。在这一夜到晨的所见所闻中，又选用了色彩浓淡明暗变化的若干图景，错落交叠，如“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写出暮色苍茫中的“暗”；下两句写芭蕉与栀子花，又是暗色中的一“亮”；下写以火把观壁画，是明中有暗；而夜卧无声时“清月出岭光入扉”，又是暗中来明；“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霖”，则是天色蒙蒙亮时的山岚弥漫；

而下接“山红涧碧纷烂漫”，则又豁然一明。这样，就在读者脑际留下了视感极强的连续图景。全诗流畅中见奇崛，有精心的雕琢但又显得很自然。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韩愈诗歌也给后世开启了弊端。一是他逞奇矜博，喜用生僻字和冷涩词，虽有其出奇制胜的效果，但过分使用则会破坏诗歌阅读的连贯性，造成整体意境的割裂支离。像《山南郑相公樊员外酬答为诗……》的“呀豁疚掊掘”《征蜀联句》的“爇堞熇歊熺，抉门呀拗阎”之类，不仅“徒聱牙馎舌，而实无意义”（赵翼《瓯北诗话》），而且也影响了后世诗人把诗当炫耀奥博的工具而忽视表达情感的功能，形成以学问为诗的陋习。二是由于他太过分地刻意求新，用一些丑恶怪诞的意象，这毕竟与人们长期养成的审美习惯相去太远，有时会引起人的厌恶感。像写拉肚子、写牙齿豁落等，又如写寒冷以“气寒鼻莫齅，血冻指不拈”（《苦寒》），写月亮以“兔入臼藏蛙缩肚，桂树枯枝女闭户”（《昼月》），想象是很奇特，但并不美，这对宋代一些诗人（如梅尧臣）也曾带来不好的影响。三是由于他有意变化句式，好发议论，以文为诗，有时便忽略了诗歌本身的韵味、格律。死守格律固然是作茧自缚，但完全不顾语言的节奏却会使诗失去音乐性的美；诗里不是不能融入哲理议论，但哲理太多，缺乏形象，则会使诗没有诗味。宋代有的诗人“以文为诗”，写得干瘪枯燥，这不能说没有韩愈的影响。

当然，韩愈的诗中也有自然流畅、平易明白的，如《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但这不是韩诗的主要特色，韩愈诗歌的主要特色就是气势宏大，尚险好奇，瑰丽奇崛，在这一方面，他使唐诗乃至宋以后的诗歌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叶燮《原诗》所说：

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黄（庭坚），皆愈为之发其端。

当时，在韩愈周围有一批诗人，除了张籍与他们诗风不同外，其他如卢仝、樊宗师、皇甫湜，刘叉、贾岛、李贺等，都在诗歌语言、形式、风格上与韩愈、孟郊有一定的相同或相近之处，他们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在当时颇有影响。其中除贾岛开晚唐之风、李贺独树一帜外，卢仝、樊宗师、皇甫湜、刘叉等人的诗都是以怪异艰涩著称的。卢仝的诗，句式参差，好像古文，而想象比喻又怪怪奇奇。如《观放鱼歌》中有“故仁人用心，刺史尽合符，昔鲁公观棠距箴，遂被孔子贬而书”等等，完全不像诗歌；《月蚀诗》想象尧帝决水沃九日，使“万国赤子鱡鱡生鱼头”，《与马异结交诗》想象女娲补天，说是“补了三日不肯归婿家，走向日中放老鸦，月里栽桂养虾蟆”，都是很怪特的。虽然卢仝有的想象颇有味，如《月蚀诗》写夜色“天色绀滑凝不流，冰光交贯寒朣胧”；有的诗句也很生动，如《白鹭鸶》写鹭鸶捕食“翘足沙头不得时，傍人不知谓闲立”，但是他更主要的是把韩愈那种以文为诗、艰深晦涩、怪异诡谲的弊病推向了极端。另一位樊宗师，则更是艰深晦涩的代表。据说他原有七百六十九篇诗作，但最后只存世一篇《蜀绵州越王楼诗》。诗还勉强可以读通，那序文古往今来几乎无人读通，更谈不上欣赏了。皇甫湜所擅长的是古文而不是诗。从他仅存的几首诗来看，《题浯溪石》、《出世篇》的文字都如散文，缺乏节奏感。刘叉的诗很像韩愈，传说他曾把《冰柱》、《雪车》呈给韩愈看，这两首诗句式就长短不一，想象也很奇特。如《冰柱》一开始就是五、七、八、五、五、四、六字句，在想象冰雪景观时，写道：

始疑玉龙下界来人世，齐向茅檐布爪牙，又疑汉高帝西方来斩蛇，人不识，谁为当风杖莫邪。

比上述几个诗人都稍好些。他在《答孟东野》中写道：“酸寒孟夫子，苦爱老叉诗，生涩有百篇，谓是琼瑶辞。”自称“生涩”，这倒是符合他的诗风的。在这些诗人中，他算是较有成就的，像下面这首《偶书》，就写得豪迈雄健而不晦涩：

日出扶桑一丈高，人间万事细如毛。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

在韩愈周围诗人中，对后世有较大影响的诗人之一是贾岛。

贾岛（779—843）字浪仙，范阳（今河北涿县）人，早年为僧，法名无本，后还俗应进士试，但一直未中。做过长江主簿、普州司仓参军等低级官职。有《长江集》。

贾岛有两个故事。一是他曾在京城骑驴苦吟，为琢磨“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中“敲”字是用“推”好还是用“敲”好，不觉冲撞了韩愈的节仗队伍。这当然是传说，却说明了贾岛爱好苦吟的习惯。在《送无可上人》诗中“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二句下，他特意作注说：“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若不赏，归卧故山秋。”更说明他作诗是极用心刻苦的。二是据说他屡试不中，因而写了几首愤激的讽刺诗，如《病蝉》说病蝉“拆翼犹能薄，酸吟尚极清”，但“黄雀并鸢鸟，俱怀害尔情”，对怀才不遇大发感慨并讥斥当权者不公，结果在考试时被主司指为“挠扰贡院”而逐出，并落了个举场“十恶”的坏名声（何光远《鉴戒录》）。这也是传说之事，但他一辈子很不得志却是事实，所以张籍《赠贾岛》以“拄杖傍田寻野菜，封书乞米趁朝炊”这样的诗句来描绘他的潦倒。

因此，苦吟与苦境，是形成他诗歌内容和语言特色的两大原因。

贫困不得志，使他的诗时时透出一种萧瑟之气来，悲愁苦闷之辞比比皆是。像《朝饥》叹无烟无米，《斋中》怨“所餐类病马，动影似移狱”，《下第》叹“泪落故山远，病来春草长。知音逢岂易、孤棹负三湘”，都显得很衰飒。又如《上谷旅夜》：

世难那堪恨族游，龙钟更是对穷秋。故园千里数行泪，邻杵一声终夜愁。月到寒窗空皓晶，风翻落叶更飕飀。此心不向常人说，倚识平津万户侯。

一首诗，连用了“恨”、“穷”、“泪”、“愁”和“龙钟”、“寒窗”、“落叶”、“飕飀”，给人的感觉只是一派衰飒愁闷。

另一方面，他毕竟当过和尚，当和尚就得在清寒的生活中保持空寂宁静的心灵境界，并以此为高雅，不宜过分怨怼讥讽。所以，贾岛的诗在叹息愁穷困顿之余，又不免要寻找精神的寄托与安慰，于是要借山水来顾影自怜；而这山水林泉在他悲愁的主观心境的投射观照中，也变得寂寞、衰飒与清冷。诸如“几蜩嘿凉叶，数蛩思阴壁”（《感秋》），“柴门掩寒雨，虫响出秋蔬”（《酬姚少府》），“空巢霜叶落，疏牖水萤穿”（《旅游》）。残叶枯木、孤蝉寒蛩、落日黄昏，这些意象表现了贾岛凄清的内心世界，也构成了他的诗歌的衰飒境界。当然，贾岛也有像《剑客》那样显示豪气的诗，但那是极少数。

苦吟决定了他诗歌的第二个特点，即对语言、形式的讲究。贾岛是受韩愈赏识的诗人，在这一点上他们有共通之处；

但贾岛努力的方向和韩愈不同，他有些像大历、贞元诗人，主要是在定型的格律形式内精雕细琢，尤其喜欢写五言律诗。他总是极细心地在有限的格律形式内安排最能表现内在情感与外在景色合一的意象，并精心选择具有音声、色彩、情感效果的动词或形容词，来构成对仗工巧、韵律和谐的诗句。韩愈曾称赞贾岛的诗“往往造平淡”（《送无本师归范阳》），相对韩愈一派的怪异诗风而言，可以说是如此。但严格地说，贾岛的诗还是有尖新奇巧的特点，只是锤炼得妥帖，不显得那末生硬。在他的笔下，五言律诗有了新的发展，在意象的选用、节奏的安排等方面，都不再有粗糙的成份；尤其中间对仗的两联，更成为精心锤炼的重点，总是力图写得精巧而优美。这一点，比大历、贞元诗人更高明了些。如贾岛自己感叹“两句三年得”的诗句：

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

前一句五字中写了茕茕孑立的孤独者、清澈的潭水及潭水中映出的身影，在形影相吊的意境中给人以一种寂寞感；后一句五字中则写了人的疲惫，而疲惫的孤独者倚树小憩，又在寂寞之中增添了无家可依的气氛。两句对偶工巧，经过苦思冥想而又显得比较自然。又如以“推敲“闻名的《题李凝幽居》：

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

全诗写来幽冷清寂。中四句的动词用得尤其精巧，颔联的“宿”与“敲”在第二字，颈联的“分”与“动”在第三字，错落开来，使节奏有了变化；而一联中一动一静、一虚一实的搭配，也使感觉有一种起伏。尤其是“敲”字的使用，不在意时会觉得平淡，但与鸟宿树上的静态相配，一静一响、一暗一明，这“敲”字就很有味道，比起“推”字来，不仅突出了夜深人静时清脆的叩门声，还暗示了对前句出现的宿鸟的惊动，更增添夜的静谧感。

苏轼曾用一个“瘦”字评价贾岛（《祭柳子玉文》）。所谓“瘦”，在形式上来说，是拘谨而不开阖；在气势上来讲，是收敛而不恣肆；在美感上来讲，是清寒而不瑰丽；在内容上来讲，是狭窄而不宽广。

说到贾岛，就应该提到姚合，他们都是中唐诗风向晚唐诗风转化中的枢纽人物，后人常以“姚贾”并称。

姚合（约775—约846），陕州（今河南陕县）人，元和十一年（816）进士，曾任武功主簿，所以人称“姚武功”，其实他后来还当过金州、杭州的刺史和秘书少监等高职。有《姚少监诗集》。

姚合编过一本《极玄集》，选了王维、祖咏及大历、贞元诗人、诗僧的一些诗，并称他们都是“诗家射雕手”。他自己的诗作也正是继承了王维、大历十才子及一些诗僧的家数，以清幽淡远的内容和精巧工细的语言及格式化的五律为特色的。如他的《闲居遣怀》十首，写的是一种闲恬的生活情趣，“优游随本性，甘被弃慵疏”（其四），“世间多少事，无事可关心”（其五），“野性多疏惰，幽栖更称情”（其八），看来仰慕的是随分安乐的情怀；《武功县中作》三十首，写的是对当官入仕的满不在乎，“微官如马足，只是在泥涂”（其三），“养生宜县僻，说品喜官微”（其二十二），看来厌恶的是世间的俗务。所以他诗中的景，多是恬淡清静的小景；笔下的人，多是闲适萧散的人，诸如“漏声林下静，萤色月中微”（《寄友人》），“秋灯照树色，寒雨落池声”（《武功县中作》其十六），“晓来山鸟散，雨过杏花稀。天远云空积，溪深水自微”（《山中述怀》）。

但是，他心里依然想着利禄爵位，满肚子牢骚，如《送王求》中说：“我身与子同，日被饥寒迫。侧望卿相门，难入坚如石。”可见他还是不能真正淡泊的。在他与贾岛的寄赠酬唱中，也你应我和，大叹苦经，如“家贫唯我并，诗好复谁知”（《寄贾岛》），“衣巾半僧施，蔬药常自拾。凛凛寝席单，翳翳灶烟湿。颓篱里人度，败壁邻灯入”（《寄贾岛浪仙》），于是，诗中常常带着一重伤感、悲愁。这种真实的伤感悲愁和极力追求的闲恬平和，映射到山水意象中，构成了姚合诗歌的两个主调。

贾岛、姚合的诗歌，已经偏离了元和时代韩愈等人力图以新气格、新意象、新形式改造诗风的主流诗潮，在内容上走向了抒发个人的孤寂凄清心境、表现闲适淡泊情趣的狭窄道路，在艺术上走向了以五言律体为主，迁就格律并且偏重中两联字句的工巧、精警、清丽的狭窄道路。这种诗风影响了晚唐甚至宋代的不少诗人。

“韩孟”分别是：韩愈和孟郊。在中唐诗坛上与元白诗派同时，有个对后世影响相当大的韩孟诗派。此派以韩愈、孟郊为首，还有贾岛、卢仝、马异、刘叉等人。

晚唐的李贺也受到韩愈诗歌的影响。韩孟诗派以奇险怪僻的艺术风格相标榜，作诗讲究用奇字，造怪句，力求意境突兀险僻。但过于好奇逞怪，使语言艰涩隐晦则是不可取的。韩孟诗风对宋诗、清诗影响很大。

诗歌取材

在韩孟诗歌中反映现实、关心政治、同情人民的诗歌很多。韩愈的《宿曾江口示侄孙湘》，描写了农民遭受水灾受饥挨饿的苦况，内容和形式都接近杜甫。孟郊由于终身穷困潦倒，写了不少反对藩镇暴乱，同情人民苦难的诗篇。

《亮扰伤春》、《兆模寒地百姓吟》两诗，对军阀和达官贵人表示了强烈敬猜旦的憎恨和斥责。韩孟也有些通畅、清新的诗。如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之一，“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孟郊有名的《游子吟》更是流传久远，家谕户晓。



韩愈诗歌的特点是什么？

韩愈在艺术上有独创之处。他的风格多样，但主要特点是深险怪僻，好追求奇特的形象。正如《调张籍》中所说：“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具体地说表现以下点：

　　一、题材选择上的不平凡。韩愈的诗，善于捕捉和表现变态百出的形象，气势雄伟，想象丰富。喜欢描写自然界的奇景奇物、人世间的奇事奇态，如《调张籍》、《月蚀诗效玉川子作》、《陆浑山火》、《记梦》等。即使在一般常见的题材中，韩愈喜欢别出心裁，出人意料地挖掘一些别人笔下所未有的东西。他还喜欢掇拾琐屑情事而大肆铺陈，如《雉带箭》全从动态中把握雉、箭和将军的形象，大笔淋漓，一气呵成。这种题材选择上的特点，固然是独创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追求过甚，不免陷于极端。清人刘熙载云：“昌黎诗往往以丑为美”(《艺概》)，就是指这些方面。《南山》连用五十多个新颖的比喻，把南山写得光怪陆离，表现出惊人的想象力。

　　二、这种风格表现为构思和想象的奇特新颖。善于捕捉和表现变态百出的形象，气势雄伟，想象丰富。如《孟东野失子》一诗，本为劝慰孟郊丧子而作，却以寓言形式入诗，说明“有子且勿喜，无子固勿叹”的道理。《陆浑山火》的构思更为奇特。本是一场山林大火，韩愈却描绘成火神宴客，场面极为壮观。韩诗的想象更是丰富，立喻取譬，务为奇特。他的《汴泗交流赠张仆射》和《听颖师弹琴》，一写击马毯，一叙弹琴，俱描摹逼真，形象生动。在《听颖师弹琴》中，作者首先用了一连串的比喻，以描绘音乐的形象：“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战场。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接着运用通感的手法，描写自己听琴时的感受，使听觉、触觉和视觉相贯通，予难于捕捉的声音变化为可视可感的形象，渲染出琴声的感染力量。韩诗在这方面的一个特点，就是极尽想象之能事。在《南山》一诗中，作者连用了五十一个“或”字来描摹山势形状，取譬设喻的范围极其广阔。举凡天上地下，人兽鬼神，乃至琴棋书画，碗盆锄耨，都成了比喻的对象。这一切也正是韩诗“力大思雄”的一个特征。与此相联系的是韩诗奇特的夸张。在《苦寒》诗中，作者描摹寒风之烈，是“凶飚搅宇宙，铓刀甚割砭”。《嘲酣睡》诗形容澹师鼾声之大，是“马牛惊不食，百鬼聚相待。铁佛闻皱眉，石人战摇腿。”这种夸诞的描写简直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

　　三、这种风格还表现为遣词造句的奇特和“以文为诗”。韩愈为文主张“务去陈言”，作诗讲求推敲文字。他不仅爱用古词奥语，也喜欢用俗口语，力求出新。他曾自言：“壮非少者哦七字，六字常污一字难”(《记梦》)。这种推敲的例子在其诗中俯拾即是。如“露泣秋树高，虫吊寒夜永”(《秋怀》)；“山作剑攒江写镜，扁舟斗转疾如飞”(《郴口又赠二首》)。韩诗又极喜欢设色敷彩，形成浓艳的色调。如《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诗云：“友生招我佛寺行，正值万株红叶满。光华闪壁见神鬼，赫赫炎官张火伞。然云烧树大实骈，金乌下啄赦虬卵。魂翻眼倒忘处所，亦气冲融无间断。”韩愈这种奇崛险怪的诗风，也影响了其他一些诗人的作品，蔚为一时风气。

　　与韩诗这种风格相联系的另一大特色，便是韩愈“以文为诗”，形成诗歌的散文化。这首先表现为韩愈的不少诗从内容到形式，都和散文大致相同。在这些诗中，韩愈不仅大发议论，而且在形式上也脱离了诗歌的轨道。如《南山》一诗，用汉赋的铺张排比手法，极力描写终南山的四时景色变化和各种形状的山势，就是这种表现之一。而这在《嗟哉董生行》中，表现得就更为淋漓尽致，几乎和作者的散文名作《送董召南序》出自一辙，“寿州属县有安丰，唐贞元时县人董生召南，隐居行义于其中。”这种句法一扫浮艳之习，但往往破坏了诗的韵律，正如沈括所说：“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耳。”《山石》这首诗在文字上较为平易，不代表其险怪的文字风格。诗中所写是游山寺，是一篇纪游之作。一般说来，游览诗大都是截取一些景物片断，即景抒怀，这首诗却写了游览的全过程。从黄昏到寺，到坐阶观景，到夜深静卧，到天明独去，都按时间的先后、游程的次第写入诗中，路数颇像一篇游记文。但它以诗的形式表现，也保有诗的艺术特色，是揉合诗、文而为一，自成一格。这首诗虽然在结构和笔墨蹊径上采取文的路数，但艺术表现上，不只是诗魄形式，也是诗的艺术手法。诗人对游山寺的整个行程，做了匠心的剪裁，对已选择入诗的关节，用笔的详略也有不同。对展开描写的部分，也都能捕捉事物突出的特点，使之最大程度的形象化和力传事物情景之神。因此我们接触到的是一幅幅鲜明生动的画面的转移，虽写过程而不觉其平淡与拖沓，是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的。

　　以散文句法入诗，便于诗人驰骋笔力，提高诗歌的表现能力。但片面强调，就会模糊诗文的界限，损害诗歌特有的审美特征。韩愈在这方面有过失败，也有不少成功之作。

　　四、韩诗的散文化还表现为章法、句法的不平常。用奇字、造拗句、押险韵，避熟求生、因难见巧。如“虎熊麋猪逮猿猨，水龙鼍龟鱼与鼋，鸦鸱雕鹰雉鹄鹍，燖炰煨爊孰飞奔。”(《陆浑山火》)“母从子走者为谁”(《汴州乱》)，他故意打破这种节奏，变成上五下二的节奏。)“乃一龙一猪”(《符读书城南》)。(五言诗是上二下三的节奏，他改为上一下四的节奏。)又如七言诗，常作上四下三，而韩诗却有作上三下四的，(“子去矣——时若发机”，“虽欲悔——舌不可扪”等。韩愈务去陈言，力求创新是好的，但有的诗刻意求工，斧凿痕迹很重，甚至佶屈聱牙，妨害了诗的音乐性和形象性，不能不说是落入了另一种形式主义。

　　无可否认，做为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是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的。散文自是没得说，诗稍差些，勉强还能过得去。古文运动是他发起的，至少影响了唐宋几代。只是此人说话有点儿不着调，亦真亦幻。说他真，是因为这首诗，也是因为这件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韩愈是因为说实话被贬的，不失忠正。但是韩愈又好像有些爱拍马屁的毛病，如裴度，他就给拍过。不过此公一生混迹官场，难免会有些应酬话，这也就难怪他了

　　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他们倡导古文是为了推行古道，为了复兴儒学。韩愈说，“学古道

　　韩愈

　　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所以，他们的古文理论都把明道放在首位，不过韩特别强调儒家的仁义和道统，柳则主张“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此外，两家的古文理论体系还包括：①主张“养气”，即提高作者的道德修养，强调“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韩愈《答李翊书》），作者的道德修养决定文章的表现形式，所以“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答李翊书》）。②关于学习标准，主张“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同前），不仅重视经史，也重视屈原、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艺术成就，吸取他们的精英，丰富自己的写作（韩愈《进学解》、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③自创新意新词，不避“怪怪奇奇”（韩愈《送穷文》），反对模仿因袭，要求“惟陈言之务去”（韩愈《答李翊书》），认为“唯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所以对古圣贤人的着作，要“师其意，不师其辞”（韩愈《答刘正夫书》）。④在重视艺术形式的同时，特别反对有文采而内容荒谬的作品，认为“是犹用文锦覆陷□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⑤要求写作必须有认真的态度，不敢出以轻心、怠心、昏气、矜气（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⑥反对盲目地厚古非今，认为“古人亦人耳，夫何远哉”（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对“荣古虐今者，比肩叠迹”（柳宗元《与友人论为文书》）的状况表示愤慨，指出当代好作家不少，

　　柳宗元

　　“若皆为之不已，则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显而易见，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在文学上是利用复古的旗帜从事文学革新，推动文学前进。

　　韩、柳提倡古文，在当时是经过一番斗争的。韩愈曾说：“仆为文久，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则人必大怪之也。”（《与冯宿论文书》）然而，面对时人的非难和嘲笑，韩愈毫不动摇。他“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不断壮大了古文运动的队伍。韩愈的学生有李翱、皇甫湜、李汉等人，他们又转相传授，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开展。韩、柳诸人注意汲取口语中的新鲜词汇，提炼为一种接近口语的新的书面语言，写下了许多优秀作品，扩大了书面语言的表达功能，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新的散文传统。唐末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写的一些讽刺现实的小品文，也都用古文体，可说是承袭了古文运动的余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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